理论动态2015年第17期(总第126期)

  编者按: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体现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重大转向。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是“十三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在此,我们摘编相关文章,围绕“供给侧改革”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供参考。

 

 

 

宏观经济政策: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

目前,全球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大致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种模式。需求管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即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提振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往往针对经济的短期总量失衡,不能解决经济结构性失衡与经济发展的长期性问题。从世界范围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秉行凯恩斯主义,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提高赤字规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但发达国家长期积累的消费需求膨胀、投资需求不足、产业结构空心化、财政赤字攀升、社会福利过高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资本市场动荡、消费投资结构不匹配等问题却无法得以解决。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看,2015年以来,央行已5次降息降准、国家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超过2万亿人民币。货币政策与投资刺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各方观点不一,对政策成效的评价不高。供给管理是强调税收中性和减税等“减少干预”,使经济自身增加供给的管理模式,其实质是对“小政府,大市场”、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信心。供给管理的成功典范出现在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在里根执政期间,针对政府开支过大、财政赤字、管制过多、税率过高、通胀等问题,果断推行一系列减税计划,成功带领美国经济走出困境,财政收入从1980年5170亿美元升至1990年1.03万亿美元,奠定了之后长达25年美国经济的繁荣。

经济增长的动力既可以从需求端寻找,也可以从供给端寻找。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的供给体系,存在着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需要通过有效的供给管理手段,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提高生产要素投入效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强“供给侧改革”,正是顺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选择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一直采用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经济增速却依然呈现下滑趋势。从供给端来寻找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就成为了必然选择。

    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动力不足。从出口看,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中小出口企业尤为困难。东盟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利用低成本优势加快发展外向型产业,使我国在国际市场面临的竞争压力加大。据海关统计,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10.24万亿元,同比下降1.8%,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严峻局面。从投资看,受制造业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影响,民间投资意愿减弱;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制约了投资和相关行业增长;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政府偿债进入高峰期。地方财政风险有所攀升,导致基建投资增长受限。2015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至10.3%,创2000年以来新低。从消费看,受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等因素影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低,消费需求萎靡不振,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大约在65%~70%之间,而我国只占50%左右。居民收入偏低,加上社保不完善,导致消费潜力得不到释放,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足够的动力。

供给约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从1996年以来主要实施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同时带来了包括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较严重的“供给约束”。一些强势机构通过人为制造“供给短缺”,直接侵害了需求方民众的利益,不利于需求的释放和经济的增长。必须下决心通过减税、降低社会福利成本、鼓励竞争、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提高经济增长率。此外,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资源与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方面仍存在“供给抑制”,必须加强供给侧改革力度,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让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断涌现。

供给侧改革更符合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人力资本的提高、企业创新活力的增强和制度创新都是驱动发展的关键。首先,人力资本是用来提供未来收益的一种资本。面对创新能力不强以及收入、福利、激励手段等方面的差别,亟需进一步消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打破人才身份、所有制等限制,改革人才投资、教育培训、户籍管理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给人力资本积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激发创新能力,最大限度发挥人力资本作用。其次,企业应充满活力,市场良性竞争,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大动力。要改变政府对资源和生产的强大控制和影响,加快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完善破产退出制度,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第三,制度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于设立新的规则,创造各种有价值的产品、劳务、资源、机会等,增加产出积累;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产出增长率。与强调实施积极财政货币政策的需求政策相比,供给政策更强调充分发挥企业和个人积极性创造性,强调保护企业和个人产权、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权益,更符合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及决定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产业层面,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等方式化解过剩产能。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财税制度层面,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企业将在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调控层面,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下游产业,化解产能,有效拉动就业。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将为2.5亿缺乏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定居下来,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资本层面,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发挥股市作为企业直接融资平台,和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平台的积极作用。

    改革成效的决定因素。制度因素、组织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缚,决定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由此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效。首先,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进供给,让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相匹配,是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比如,在人口红利衰减的趋势形成后,需要新的人口政策,保证充足和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供给;在中小企业天然缺乏高等级信用的情况下,需要新的金融政策,让中小企业得到资金供给;在放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预期中,需要新的政策,既能让房地产行业发挥经济引领作用,又避免形成过大价格泡沫。其次,组织能力的优化对“供给侧改革”也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推进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国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组织,也涉及大型企业组织,这些都属于组织能力优化的新探索。“供给侧改革”强调要继续推动这些改革。而从全局来看,不仅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组织需要优化能力,数量庞大的微型组织能否优化,同样重要。
 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的政策手段

    根据供给学派的思想,当有效供给不足时,唯一可供选择的出路是改善供给。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就是通过调整投资主体、放松管制、减税、创新激励等各项制度改革,提供根本性解决手段改善供给。

    打破垄断。提高产品有效供给的关键是提高资本供给效率。供给学派认为,提高资本效率必须减少政府投资,加大民间投资。政府是非生产性的部门,它兼具多重的社会目标,因而一定程度上,也会忽视供需结构和投资结构。因此,要打破垄断,加强竞争,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社会供给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通过高效率供给的增加,满足民众日益增加的对各种社会服务的需求,让老百姓以合理的成本,充分公平享受到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
  实施结构性减税。从长远来看,减税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以减税为核心,认为减税应该是永久和全面性的。然而,我国目前的减税只能是结构性的。由于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开支巨大,全面的减税必然使财政面临巨大压力;由于我国产业结构落后,如果全面减税,会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步伐放慢。因此,要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支持企业技术创新。一些产品过剩的深层次原因是缺乏创造性生产,缺乏新的供给和由此导致的新的需求。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政府要营造创新的环境。第一,建立企业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促使企业只能通过工艺创新、产品创新来获取更多利润;第二,发挥国家级研究基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支持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建立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有效机制;第三,严格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加强竞争执法,为推进创新提供环境保障。

    有效增加服务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做好公共服务的目的,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既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也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助力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总的来说,就是要让政府和市场各尽其责,各展所长,良性互动,在供给侧改革中实现“双到位”。

 

 

(摘编自新华网、《光明日报》、中国经济网、东方财富网、《金融时报》、国研网、《大众日报》、《京华时报》、《经济观察报》、《上海证券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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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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